原载于公众号“影探”
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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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多久没在国产片里看到这样的画面了:
一个年过七十的赤膊老汉,毫不客气地扇了城管队长一巴掌,嘴里还骂骂咧咧,鱼死网破誓不罢休。
这段影像来自于不久前上映的国产纪录片——《城市梦》。
《生门》导演陈为军“六年磨一剑”,再度拍出了一部震慑心灵的纪录佳作。
它对困扰我国已久的“城管执法”问题,做了鞭辟入里的呈现。
尺度之大,更是令人咋舌不已——
《城市梦》
2014年,武汉夏天的某个清晨。
洪山区城管人员李忠于,正在例行对街道进行整顿。
一会儿让这边收收摊,一会儿给那边罚罚款,面对商家的回怼也毫不客气,始终在强调着“依法办事”。
李忠于继续往前走,来到了一家规模颇大的地摊商贩身旁。
这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汉,操着一嘴河南口音,坐在马扎上,袒胸露乳,眯着眼睛扇蒲扇。
没想到,一向表情严肃的李忠于,却对着老汉笑着寒暄起来:
“王爹爹,我们在工作呢。”
“噢噢,你们在工作,那该咋办咋办。”老汉笑着回道。
得到了老汉的“许可”,李忠于松了口气,拿出通知单来写写画画。
就在这时,气氛开始不对了。
老汉起身,虽然还是笑着,但嘴里开始嘟囔些阴阳怪气的话:
“啊呀,我得了脑梗塞了,鉴定书都在家里摆着……”
“这单子还是不下为好……”
“我今年七十了,活不了几天了,接了单子我这辈子也完了……”
他随着说,李忠于随着应和,手里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
老汉见状,越来越激动,激烈的言辞吸引了周遭路人的注意。
一名路人过来好言相劝:
“王爹爹,有话好好说,他有他的职责,你们慢点解决……”
老汉听罢,发出一声怒吼:
“我管他**职责,老子要吃饭!”
说罢,直接冲上前去,一把撕毁通知单,并对着李忠于破口大骂。
李忠于无奈,只得识趣地走开了。
从他的反应上看,李忠于与老汉,恐怕也是老相识了。
没错,这位王爹爹,正是整个洪山区,最难拔掉的地摊钉子户。
王爹爹本名王天成,14年前从河南乡下举家迁到武汉,平日就靠地摊维持生计。
他们以一座废弃报亭为据点,儿子和儿媳在一旁卖卖水果,而王天成和老伴则在另一边卖卖日用杂货。
2014年,武汉市正在创建国家文明城市。
而王天成所在的街道,正要被改成珠宝一条街,容不得地摊的存在。
正因如此,洪山区城管绞尽脑汁,必须尽快拔掉王天成这个钉子。
但李忠于这样的待遇,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
几乎洪山区每一个城管,都受过王天成的骂,甚至挨过王天成的打。
城管中队的胡队长实在没有办法,特地就此事请教了局长。
局长出主意说,咱们现在的政策是“疏导结合”,不光要管理,更要顾及到具体商贩的困难情况。
“你找个人去记账,看看一天能赚多少钱,如果赚的确实少,那么作为贫困户,咱们想办法照顾;如果赚的多,有资本入室经营,那么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胡队长回去后,特地派了个办事员照做了。
没想到,记账员被王天成逮个正着,又是一通臭骂+拳脚的招呼。
尚不解气的王天成,居然特地闯进了城管局,开始了三小时的“舌战群儒”。
一会儿说执法者故意栽赃,只为受贿;一会儿说自己年老体衰,要死要活。
等到城管人员刚要论理解释,王天成又迅速摆出另一幅态度:
不听不听,城管念经。
城管人员实在没了办法——既然明了不行,咱就玩暗的。
于是,胡队长特地派了个新队员,伪装成技术学校招生员,埋伏在一旁偷偷记账,终于摸清了王天成一家的收入。
没想到,竟还吓了一跳:
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就能赚三千块钱,居然还在卖惨摆摊?
看来,必须要来硬的了。
谁知,哪怕有了底气,吃的闭门羹还是不少。
测量占道面积时,被王天成一把抢过量尺,砸在地上摔成粉碎。
城管见状,就挑了个清晨偷偷去量。
王天成知晓后,便又在马路中间举牌示威,胡队长前来劝阻,却上来就挨了一巴掌。
事情闹到现在,早已是剑拔弩张。
于是,一件闻所未闻的事情发生了:
城管局集体跑去给王天成下达通知单,限他在规定期限内搬离。
为了防止王天成再次动手,几个年轻小伙子,还用玻璃盾牌把他围了起来,动弹不得……
一番周折后,通知单终于下达。
不过,面对着是否搬离的问题,王天成一家还是陷入了犹豫。
与此同时,城管也在绞尽脑汁,商议着各种最坏的打算……
这就是《城市梦》前半段的内容。
接下来的篇幅,依然是城管与王天成一家的斗法。
虽说是纪录片,但节奏张弛有度,酣畅淋漓,令人欲罢不能。
那么,这件事到底能怎样解决?
而王天成一家,又为何会成为难啃的骨头?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聊聊本片的幕后。
本片的导演名叫陈为军。
或许在大众心中,这个名字尚属冷门。
但在中国纪录片界,他可是佳作等身的佼佼者。
他的作品,豆瓣评分均高居8分以上。
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陈为军的可贵在于,他能通过具体事件以小见大,去反映社会问题。
《好死不如赖活着》将“艾滋病村”这一敏感而恐怖的话题呈现了出来,去体现底层背后的苦难。
最著名的9.5高分神作《生门》,更是聚焦于妇产科医院的众生相,去直面生死背后的故事。
他的选题,总是犀利尖锐,内容上又不乏深深的思考。
可不幸的是,陈为军近年被查出了肝癌晚期,最近这部《城市梦》也被迫成了他的“封山之作”。
八月底,本片得以在院线公映。
但由于纪录片太过小众,导致无人问津,院线一日游后便草草下映。
虽说并没有达到特别高的话题热度,但《城市梦》的尺度却一点也不小。
它瞄准了中国城市发展长久以来的敏感话题——
城管与摊贩的矛盾。
一直以来,“城管”都是被污名化的职业,而围绕着城管摊贩所发生的故事,也长期被噤声。
但其实,本片也借李忠于之口,一语道破:
我们(城管)是工作的弱者,他们(摊贩)是生活的弱者。
一方为了城市建设,不惜挤压摊贩的生存空间;
一方为了生存下去,也不惜铤而走险。
都不容易。
故而,导演游走于两个群体之间,却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只做公平客观的呈现。
前文提到,为了调查王天成一家的实际收入,城管队长不得不派人卧底在王天成一旁,偷偷记账。
这件事,摄制组是一定知晓的。
但从头到尾,他们也并没有干预到整件事当中。
甚至在拍摄过程中,还偷偷利用构图,将敌对双方包在一起。
纪录片的一大铁律,就是从不诱导、干预被摄物,陈为军深谙此道。
可除了记录事件本身,对于人物的刻画,本片也一点没落下。
本片对敌对双方的拍摄上分工明确:
城管负责事件推进,王天成一家则负责人物塑造。
本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莫过于暴躁老汉王天成。
在城管面前,他是一把撒泼好手。
王天成非常明白,自己的行为是无赖做派。
表面不过脑子,实则精打细算。
因为这样做,虽然丢了面子,但赔不了物质。
当众撒泼,既可以让整件事僵持下去,能拖一天是一天;还可以吸引大众注意,兴许还能博得一部分人的同情,何乐而不为呢?
更重要的是,自己闹的越大,上面特殊照顾的可能性就越多,兴许还会有谈判的余地。
事实发展也证明了,王天成是对的。
有舍才有得,一切都是为了利益的最大化。
这正是多年游走于底层的王天成,摸爬滚打出来的生存之道。
正如某天晚上,他面对镜头时所说:
“我的策略,就是一手打一手谈。”
“我不打,就在武汉待不了十四年;我不谈,就在武汉生存不了十四年。”
很多时候,造反——就是为了招安。
不过,王天成真的就是个唯利是图的冷血动物吗?
并不是。
面对家人的时候,他不乏体贴和温情。
老伴得了癌症,身体不好,王天成每天骑车回去煎药,再带回地摊给老伴喝。
药送到了,还不忘了体贴地叮嘱道:
“这药怕凉了,你掺点热水再喝。”
摊子到了晚上,总会有小毛贼试图偷鸡摸狗。
为了防止他人盗窃,王天成的儿子索性就睡在摊子里。
傍晚,王天成抱起一只小狗,说:
“我儿子一个人睡,你去跟他做个伴吧。”
说罢,就将小狗放在了儿子枕前。
作为生意人,王天成也并不是奸商。
他的货有口皆碑,服务态度也不错,偶尔还能便宜一些,故而熟客盈门。
采访中,不少客人都表示,我们认识好几年了!
这正是王天成的复杂之处——
面对城管,他是块揭不下来的牛皮癣;
但面对其他人时,他又是个有趣、体贴的老头。
但是,为什么唯独遇到城管时的王天成,会如此极端且激进?
这就要说到本片的内核——
总说陈为军会通过具体事件以小见大,反映社会问题。
那么本片要探讨的究竟是什么?
这还要从本片开头的那行字幕说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骤增了40%。
四十年间,近8亿人从农村涌向城市。
王天成一家,正是一群涌向城市的农村人。
本片有一条贯穿始终的支线,是关于王天成的孙女,当年还在上初中的王展萍。
王展萍出生的日子,正巧与王家来到武汉的年月同步。
十四年来,她从没回过自己的河南老家。
而通过口音就能听出来,王展萍已与武汉人无异。
正如片中城管局长所说:
王天成一代和儿子一代,或许还是个农村人,但孙女却已经是个武汉人了。
王展萍在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念书,数学尤其好,是块读书的料。
正因如此,王天成也迫切希望孙女能够考出成绩,就此改变命运。
但本片的事件发生时,王展萍才读初二,尚没有参加中考。
一旦被迫回到河南老家,面临的也将是学业的迁移。
而乡下老家的教学条件,远比不了武汉,更比不了地大附中这样好的学校。
有段时间,王天成的儿子曾经设想过谈判的条件,那就是平稳渡过王展萍中考前的时间,至少在未来一年不拆。
没办法,一切为了孩子。
最终解决问题时,还是局长劝到了点上:
摆摊终归不是长久之计,让你们入室经营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扎个根,给孩子一个“名分”。
其实,面对着日益发达的城市文明,回不去乡下的,又何止王展萍?
片名《城市梦》,实际可以有多种解读。
从王天成一家的视角看,所谓“城市梦”,是指王家用尽毕生心血,试图立足于城市的梦想。
片中,摄制组曾跟随王天成儿子儿媳回了趟河南老家,却发现破败的土坯房,已经与鬼屋无异。
十四年没有回来,这个家,还能是家吗?
没法在城市扎根,却也没法回到曾经的故乡,这样的尴尬处境,正是当今许多“城市农村人”的真实写照。
未来会是怎样的?他们也不知道,却也只能一路向前。
没错,或许王天成的确赚的不少,但再多的钱,也抚平不了他心中的不安。
他只能继续省,继续赚,尽可能攥着更多的钱,毕竟那才是立足城市的安全感来源。
至于心愿,也正如王天成所说:
“哪里的黄土都埋人,可我就要埋在武汉。”
农村进城“谋生难”,相应的,则是各地政府“管理难”。
这就要牵扯到“城市梦”的又一种解读——
从大局观上看,“城市梦”指的是城市继续发展建设的崛起之梦。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我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世界领先的超级经济体。
但时代面前,却也有着这样一群跟不上节拍的人——
他们尴尬的卡在大国与小家之间,高不成低不就:
允许摆摊,会影响市容市貌,破坏城市建设;
不允许摆摊,也没有更好的谋生渠道去解决生计问题。
这是城市建设的一块烫手山芋,更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作为一部纪录片,本片极好的收纳了这一经典案例,供社会参考、观摩与研究。
而作为本片呈现的重点,希望“城乡矛盾”的难题,会随着我国的飞速发展,被渐渐稀释掉。
为此,笔者也有个美好的愿景:
如果若干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能看到这部电影,反而会惊呼,会诧异,会不理解。
那时的他们,只觉猎奇,却已不再共情。
(完)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作品很特殊。它是一部曾经上过院线的“小片”,小到人们在那个被《八佰》《信条》《花木兰》等“大片”刷屏的九月份轻而易举地忽视了它,就像一块石子投入大海,没有泛起任何水花。
但它又是一部沉重的影片,以渺小的身躯承载着生死的交汇,串联起人们对于2020年、以及整个后千禧年时代的“灾难记忆”。
在“打工人”概念兴起的当下,我想大家可以看看这部影片,从一个并不那么直接的角度了解一种“另类”“打工人”的生活。
这部作品就是《城市梦》,一部讲述小贩与城管的冲突的纪录电影。
《城市梦》拍摄于2014年,拍摄周期前前后后长达一年,积累了600小时的素材,剪辑两年,
又(因为我们能猜到的一些原因)历经数年才拿到龙标,等到它终于登上内地的大银幕时,已然是2020年的暑期,距离开拍已经六年。
《城市梦》的导演,内地著名纪录片导演陈为军,他于2016年的聚焦女性生育问题的作品《生门》,曾引起影迷群体的广泛关注。
然而《生门》中女性面临的“生死劫”也同样降临在了陈为军的头顶:他被查出肝癌晚期,二十年的创作之路亦将随之结束。
于是,《城市梦》成为了陈为军的“告别之作”,这为这部经历坎坷的电影更添一份沉重。
更为沉重的是,《城市梦》中的“城市”指的不是别处,正是今年笼罩在瘟疫阴影中的武汉市,这使得此片的成功上映有了别样的意义。
当然,《城市梦》的内容与疫情无关。它并不指向一次突如其来的、人人自危的灾难,而是朴实地复现了一个日常的生活情境,但这一情境所蕴涵的危机却同样是灾难性的。
故事相当简单:七十多岁的老人王天成与儿子王兆阳一家人在路边违规摆摊以维持生计,武汉市城管为了推进城市开发而欲将其取缔,针对这一矛盾,双方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城管与小贩之间的斗智斗勇,似乎是再普遍不过的城市生活图景,“城管暴力执法”也不止一次引起年度话题,成为根深蒂固的职业刻板印象。
事实上,《城市梦》的创作正起源于这样的刻板印象——2014年,《城市梦》获武汉市城管局的拍摄许可的那一年,正是大量有关城管的负面风波席卷的一年。
这正是《城市梦》的特殊之处。它既然在武汉市城管局的批准之下完成创作,那么必然会避免描绘城管的负面形象。
自然,《城市梦》不可能坚定地站在小贩的利益一边,进行达内、肯·洛奇式的现实主义底层控诉,因为任何“攻击”的苗头都是必须被掐灭的。
这与多数观众的预期相违背,于是,《城市梦》也被一些人指责为“城管宣传片”。
对于这一点,制片人戴年文回应称,这是一部标准的纪录片,在一年的拍摄阶段,与城管局签好了互不干涉的协议,最终呈现出的影像也是客观真实的。
或许正因如此,至少在笔者看来,《城市梦》并没有沦为一个审查制度下的牺牲品,充斥着虚张声势的美化和作秀。
从各种意义上而言,《城市梦》履行了其作为纪录片的责任与使命,制片团队尽最大可能不偏不倚地叙述了小贩与城管从冲突至和解的全部过程。
摄影机时而跟随城管们走入城管局的办公室,时而深入王天成、王兆阳的家庭生活,不加评判地模拟出两方阵营的视角,为各自的立场留下存在的空间。
从这一角度而言,《城市梦》很好地在审查大方向的限制之下做到了客观、公正、冷静与真实。
对于这样的特点,一些观众并不领情,而是倾向于指责此片的客观性实际上是“立场模糊”、“挖掘不深”的体现,这在笔者看来有一定道理,但不必过度计较。
的确,无论从何种角度去看《城市梦》,其主题都仅限于反映小民疾苦和基层公务员的辛劳;
当公民利益与法律规范、个人诉求与集体进步产生冲突时,电影只是以一个失真的美好大团圆掩盖了一切。
对于问题的症结,电影不想、亦不敢触碰,更遑论提出任何解决方案。
这是中国当下纪录片创作环境中迈不过的坎,是观众和电影人都必须做的妥协。
但《城市梦》另辟蹊径,将它的看点转移至别的方向。
小贩与城管的对抗阵营,虽然是真实生活的记录,但若考察这一阵营设置在影片中的功能,则可以实际将其视为一个预先设定的、概念化的情境,从此,电影展开了一系列的群像塑造和双线叙事。
这其实是剧情片中常用的手段,因此《城市梦》中的人物们更像是剧情片的剧本中激发戏剧张力的一组组道具,而不是镜头下的某种研究对象,“纪录性”被“戏剧性”所取代,成为电影的主要动力。
这样的本末置换是好是坏,尚无法评说,但它却给《城市梦》带来了一般的剧情片都无法企及的精彩程度,许多观众看完后大呼“剧情片都弱爆了!”
由此看来,《城市梦》的内容素材之所以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是因为它们本身包含着一套剧情片的运作机制。
但即便如此,《城市梦》也不可能被归类为剧情片,它仍然保持着纪录片的本质。
换言之,摄影机对准的人物,都是真实生活中的血肉之躯,而非由演员表演和角色设定组合而成的“人物”,也绝不是创作者可以随意调用的提线木偶。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
其一,纪录片是否道德?
众所周知,因为纪录片的内容理论上不包含任何扮演,因此任何过分的描绘都会加强它的剥削属性。《城市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此类争议。
如,王兆阳在二十出头风华正茂时因为一次工厂事故而失去了一只手。
在影片中,镜头多次对准王兆阳残疾的手,试图通过凝视手上的伤疤来展示苦难、以获取观众的同情。
这其实一种非常剥削的做法,它是有效的,却是廉价的、毫无尊重的,应当予以避免。
除了这些比较明显的剥削内容,《城市梦》中也存在另一些有刻意煽情嫌疑的段落,以及一些说教的台词。
其二,纪录片是否真实?
我们在《城市梦》中看到的高强度的戏剧张力,是否完全是真实的生活?
即使创作者本身并无欺骗观众之意,但“纪录片”本身的属性还是可能导致“非真”的产生。众所周知,不同于剧情片,对于纪录片中的人物而言,摄影机是时时刻刻在场的、可以被看见、感知的。
摄影机必然会参与它所记录的事件,影响和干扰事件的发生,因此完全客观的记录是绝无可能的。
如,许多人在镜头面前会萌生出本能的表演欲,在《城市梦》中,王天成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丰富而夸张的肢体动作、语言和表情为电影增添了许多活力和幽默感,
但这些是原始的反应、还是面对观众的表演呢?影片中展现出的城管的耐心和优良作风,是否也有故意而为的成分呢?
继续往下深究,观众所面临的必然是无尽的猜疑链。我们绝无可能得知事件的本貌,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经过摄影机和剪辑的权力赋予了意义之后的影像。
与其试图追根溯源,不如来重新审视一下创作者想要赋予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难道只是市民城管一家亲的核心价值观吗?让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头所说的,这是一部“沉重”的影片。
沉重在它上映之路的艰巨,沉重在它是陈为军的“告别之作”,但更沉重在它讲述的不只是普遍意义上的百姓苦难,而是有特定地域限制的——
这一限制就写在《城市梦》的标题中:
“城市”。
城市对于一些常住民而言,不过是日常生活的空间;但对于王天成和王兆阳这样举家迁徙的乡民而言,是一个梦想实现的地方。
因为城市,他们获得了生存的机会、权利和尊严。王天成虽然是个老顽固,但他的思想却很“先进”。
“落叶归根”的传统伦理在他眼中抵不过他“在武汉十四年”的感情,他和王兆阳在电影中都明确表示“绝对不会回家”。
因此,他们宁肯触犯法律,与城管局不断纠纷,也不愿放弃赖以生计的摆摊,因为摆摊使他们成为武汉市的一部分。他们不能离开这个城市。
虽然电影给出了美好的结局,但事实却是沉重的。或许真的只有在摄影机严密的监督之下,城管局的领导们才能为王天成一家提供如此大的帮助,而现实生活中,在观众视线之外的地方,仍然存在着太多因为城市建设而的底层人民们。
王天成一家要生存的权利,武汉市要发展的权利,二者的矛盾并不可能像电影那样被轻易调和,它的解决常常伴随着弱势一方的被驱逐。
这就是集体与个人的终极矛盾,它存在于每个意识形态统治的国度之中,面临这样的矛盾时,我们应该如何权衡?
对于《城市梦》,每个人都会轻而易举地站在王天成这一边,这是电影的感染力;但在现实生活中呢?
“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
这是《城市梦》中一位城管所说的一句话,想必已然深深刻在了许多观众的心中。
面对庞杂的、瞬息万变的社会机器,每个人都是弱者,而本应来帮助我们的各种政策,却又常常像影片中的“背诵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那样充满形式主义,甚至反过来成为百姓头上的大山。
《城市梦》并不是一次正能量的输出,也不是一次梦的承诺,观众需要透过表面的光明看清背后的黑暗。
毕竟,大多数观众和读者,一生都无法与《城市梦》的主角们“割席”,不论是小贩,还是城管——都是“打工人”,他们的命运,也是我们的。
说真的,这部片子误导性非常强,看似弘扬深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群众困难,解决人民群众困难的纪录片。实则表现出目前的执法者软弱,效率低,有法不依,大大消耗国家人和社会资源。 原因有以下几点: 1.先不说王天成是否是困难户,在执法过程中,依法应当对于临时摆摊的商户进行拆除。 2.作为一个三无临时商户,在2015年以前月毛利已经达到4万人民币,应该征收税收。长达15年的摆摊经营一分税没交过。应该严格依法查办。 3.既不给国家纳税,又不服从市政管理,违规占用道路等社会资源,还殴打辱骂执法者。严重影响社会公信度,造成旁边合法经营商户的严重恶劣影响。 在纪录片中王天成反复强调自己为了生存。这个理由是否成立?先不说违法违规的生存是否值得同情。就说说他认为的生存是什么,我们国家标准的生存是什么?在我国生存的基本条件是脱贫,实则王天成的收入水平远远超过贫困户的水准。只是食可裹腹,病有所依。即便不卖水果回乡种田,或者租店经营都能生存。边上同样水果摊租店经营别人能养家糊口,到了王天成这里就变成无法生存了?为什么?都是为了利益,都是借口。而我们的执法人员为此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甚至耗费社会资源为一个泼皮开后门,创造个人利益。这个难道就是共和国的光辉?这种无理取闹博取同情心的方式实在不能苟同。
城管与小贩,两个当下中国冲突的身份标签,每每出现在公众视野,都伴随着气势汹汹的舆论与曝光。展露在公众眼前的撤摊事件,通常一边是以死相逼、寻求生路,一边是秉公执法,毫不留情。网络遍布的快消时代,人们善于迅速的同情弱小及痛斥暴力,却很容易忽视掉,在那些面目惨状的案例当中,包含着太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和隐情。而那些被略过的事实深处,恰是当下社会阶层间的复杂性展现。
在追逐“城市梦”的群体里,鲁磨路上的王天成绝对算特别的一个。他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儿子是残疾人,老婆得了癌症,孙女仍在求学,自己身体也不好——这些比常人悲惨的地方,而在于他自身那种强烈的性格。
作为武汉市区有名的“地摊王”,面对城市美化“拔钉子”的迫切需求,王天成好像并不害怕城管人员,甚至会计划和谋略,主动出击。当有人侵犯到他维持全家人生计的摊子,他便会毫不犹豫的付诸暴力,其中不乏伤害到自己与执法人员的鲜血冲突。
所以,《城市梦》出现了几场激烈的对抗情节。那些场景与我们认知里的城管执法状态大相径庭,暴力和无理出现在小贩身上,而城管人员处在弱势的一方。有的被追打,有的被辱骂,看起来毫无抵抗之力。稍不留神就言语激动的王天成,从不相信妥协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和解,其撒泼打滚之状,令路人咂舌。
可镜头一转,又是王天成那个举着断手卖水果的儿子、等待老伴端来中药的病妻,以及企盼着“今天饭菜吃点肉吧”的孙女。
他的家庭太特殊了,儿子、老婆和孙女,无一具有反抗能力,都是生活的弱者。而他在这样的家庭里,承担着“保护者”的角色。强势的性格和带刺的外壳就是他保护家人的方式。王天成深谙底层社会“非强即弱”的道理,他的某些行为可能是无理的,但那种为家人豁出去的性情却可以被理解。
正是这种强烈的保护欲望和责任感,让这场可能实现的调解变成难题。
《城市梦》的镜头也跟追着城管一方。打破了往常残忍、暴力的刻板形象,事件中的城管人员显得温和,并且通情达理——尽管他们的理智有被王天成的无理所衬托的成分。影片如实的记录着城管人员一面找寻合适的解决方法,施行“撤摊”与“安摊”;一面与王天成斗智斗勇,进行着跨越几季的持久战。可不论怎么努力,仿佛他们的商议结果就是不能在王天成那里得到正确的传达。面对一次次交付的妥协方案,王天成给出的答案就是抵触,以及强烈表演特性的示威行动。
他好像很强,可以与人以命相博;他好像很弱,自己走路都会跌地瘫倒。你看着他会觉得可怜和搞笑,会同情也会跟着看热闹的路人一起生气。困难家庭的苦痛情节被不断地用一种幽默的态度表现出来,传达着这个时代底层人民性格的荒诞和复杂。
虽然看上去情绪暴怒,胡搅蛮缠,但王天成跟普通小贩还是有很大不同。他激烈的言语中总能存有一定的理性逻辑,也不乏幽默灵光一现,甚至频出金句。正是这种过于戏剧性的摊贩场景,让王天成在大庭广众发表的言论有“台词”的成分。其实,王天成那份看似极具表演性的智慧,恰恰是十分真实的。这种智慧来自于他所处环境带来的生存压力,来自于他在一次次矛盾抗争中汲取到成功与失败的经验。这是一种寄居于底层的智慧,是一种需要用暴躁、激烈、幽默和乐观去包装的,悲哀的智慧。
激烈如王天成,他为了全家获取更好的生活,为了孙女能够改变命运,无比努力的与生活进行长久斗争。并且无比确信,只要斗争就会胜利,扎根城市的梦想终将实现。
“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面对城市美容发展和摊贩继续生存的两难问题,尽管城管人员的执法已经远离野蛮时期的打砸抢,在向文明与完善趋近,但在某一立场下两种身份很难真正进行沟通。
影片从他们两个角度进行客观记录,暴露出这种矛盾的复杂性。同时,也在有义气的城管身上,在愿意沟通和最终被感动的妻子身上,展示着理解与包容的可能。撇开冰冷的条例制度,《城市梦》里的执法人员,仍在不断用自己的方式输出理解、争取两全,为移除与安置的达成而努力着。
然而,直到影片结束,王天成一家同意搬走、获得新的售卖岗亭;直到小贩“被感动”,城管完成任务;直到这个事件告一段落,也无法宣告“城市梦”的最终实现。小孙女的笑容是那么无忧无虑,的确,今天的她被保护得很好,但未来的她仍将面临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所以他在弱势当中无理着。而看似被他狠狠掌掴的可怜城管,恰代表强势的一方,在强势当中无奈着。
再烈的性情,再强的斗争,总归是一场“光脚不怕穿鞋”式的垂死一博。在王天成们向往的城市面前,在这个可能延续几代的梦想面前,在未来更多的挑战和困难面前,他们短暂的“胜利”过,却依旧是弱者。
事实上,王天成和儿子两个人,都头脑清晰、思维活络,可以去为自己争取利益,可以通过劳动维持生活;家里的小孙女阳光可爱,正向着“读大学、找好婆家、成为武汉人”的目标积极前进,在家庭的“保护伞”下茁壮成长着。千千万万这样的家庭里,拥有希望的王天成家,绝不是最惨的一类。
影片最后的镜头里,美丽的城市获取殊荣。镜头之外,底层的他们还没有得到城市的接纳。
生活还在继续。
本文首发于公号:MOVIE木卫,欢迎关注。
“一手打,一手谈。不打,在武汉待不了14年。不谈,一家人在武汉生存不了14年。” 「占道钉子户」王天成说。
“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武汉市洪山区城管局执法队员李忠于感慨道。
无论哪个城市,城管与摊贩都会上演“恩怨情仇”,轻则动嘴,重则动手。如何找到两者的平衡点?管理“死结”怎么解?纪录片《城市梦》给出答案。
今日(28日),以城市治理为题材的纪录片《城市梦》全国上映,近日影片在成都举行首映礼,制片人戴年文、监制陈梁到场与观众分享电影的台前幕后,并接受了凹凸镜DOC的专访。
“地摊王”PK城管大队,
奥斯卡提名导演陈为军新片
《城市梦》今日上映
作者:何佳穗 编辑:Sunny
《城市梦》由《生门》导演陈为军执导,因身体抱恙在国外修养,导演通过视频与观众问候,表示“我所有想说的都在这部片子里”,并坦言:“这是我告别这么长将近20年纪录片生涯的一个机会,喜欢我片子的朋友,我们就在此别过。再见了观众朋友,谢谢大家。”
语落龙标起,电影开始。影片讲述了武汉鲁磨路上的「占道钉子户」王天成一家,与城管斗智斗勇14年的“拉锯战”。一面是70岁的王天成在报亭前摔东西,打耳光,骂脏话,读宪法,写大字报,一面是城管部门卧底暗访的“无间道”。
看片过程中观众不时发出笑声,有人感慨“这个老爷子太牛了”,最后残疾儿子写的信让观众连赞 “这文采了得!” 映后交流,有观众直言“看到了城管的另一面,对城管有了很大改观”,也有观众提出尖锐问题,引发不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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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人干涉创作 凹凸镜DOC:一提起城管,大多人条件反射“粗暴执法”,但此片看完很多观众对城管有了改观,怎么想到拍摄这样一部纪录片?
戴年文:城管上新闻并不罕见,负面新闻也多,以至于大家有了刻板印象,尤其是2014年相关报道很多,我们就想能不能找到一个切口。当时武汉有几个新闻,比如鲜花执法、体验执法,我们感觉这个城管局更开放一些,因为首先要取得他们的拍摄许可,我们就联系了武汉市城管局,说明拍摄意图,他们表示欢迎,说我们是阳光执法,希望借此让大家了解城管的不易。真的很感谢他们。签好协议,互不干涉,我们跟拍了一年,他们也是这个月11号才看到这部电影。
注:8月11日武汉首映,王天成的儿子王兆阳和孙女萍萍来到现场,王兆阳含泪看完片,哽咽表示如今回想起来,当年自己一家人的行为确实给城市管理添了些麻烦,“但这个城市给了我们包容,给了我们生存空间,让我们安居乐业。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天堂,我的天堂就是留在武汉的城市梦,现在我有了一个安定的家,日子过得很安逸。”
陈梁:传播学有一个经典之论,只要敲击社会绷得最紧的那根弦,必然得到回响引起震动,我们希望通过纪录片,呈现当今中国社会经济人文生活等各方面,我们是按照艺术传播规律,艺术创作规律去做一部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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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成所有表达乃真实生活表达 凹凸镜DOC:跟拍一年中,城管和小贩的事很多,如何选定王天成作为拍摄对象?
陈梁:确实拍了很多素材很多人,但王老爹很特别,他有他的性格和脾气,对付外界有自己的一套,我们在拍摄当中逐渐聚焦,最后突出剪出了王老爹。其实最开始他不愿被拍,不过导演有办法——分组拍摄,一组拍城管,一组拍王爹爹,两组互不通报情况,大家尽量保持客观,全面记录,多角度呈现。跟拍王爹爹的摄影师赵骅,常和他唠家常,最终取得信任,而王爹爹在权衡利弊后也同意了拍摄。 凹凸镜DOC:片中王天成“金句”频出,表情丰富,有观众觉得他表演痕迹重,你怎么看?
陈梁:王老爹面对镜头有表演欲,人越多他越表现,他要博取大家的同情。我们从没引导,只负责记录,他所有表达都是真实的生活表达。
凹凸镜DOC:是否担心有人说这是城管宣传片?
戴年文:看过的观众会明白,这是一部纪录片,是取得了城管拍摄许可的电影。
凹凸镜DOC:跟拍一年素材有多少?剪辑花了多久?
戴年文:素材量大概600小时,我们先选片段,找到故事线索,确定王天成后,按照电影节奏来剪辑。剪辑大概花了两年。
凹凸镜DOC:《城市梦》是最初的名字吗?
陈梁:不是,其实我们最先确定的是英文名《City Dream》,最初中文起名叫《城管》,后来想过《我不是钉子》《拔钉记》等若干名字,想来选去,最后直译了,各方都能接受,都觉得不错。
戴年文:片子讲的是小人物的梦想,王爹爹想要留在城市,孙女想要成为城里人,执法者想要武汉变成国际化大都市,一个个小人物的梦想构架起了整个故事。什么是城市梦?城市有城市的梦想,城市人有城市人的梦想,每个观众有每个观众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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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吸引年轻人,将出剧集版 凹凸镜DOC:片子的配乐比较特别,比如王天成出场的鼓点,是胡田净沙的原创?另外没想到片尾曲是“商务RAP”孙八一创作演唱,怎么想到找孙八一?
戴年文:音乐,我们是按照剧情片来设计和考虑的。很巧,胡田净沙喜欢音乐,也是纪录片的爱好者,他主动要求来。我们做了很多音乐,各种曲风,反复修改,最后王爹爹出场的曲子,也是精心选到最后不停做减法,直到所有乐器只剩鼓点,好,这种感觉就对了。我们不能说干行活,准备催人泪下了,来一段催泪音乐,没有。每一段音乐都是我们一点一点试出来的,导演说OK,这段就过。挺费劲的。
片尾曲找孙八一,是我的决定,也是想吸引年轻人。RAP词汇量大,年轻人喜欢,必然有其原因,事实也是这样,快速表达你想说的。要是用抒情歌曲,可能就几句词,表达不完。从这首歌,我也喜欢上了RAP,觉得挺有意思的。歌词里的“螺丝钉”有两个含义,一是你自身要硬要去钻,二是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大环境下你是城市的小零件,只有众多零件一起,才能让城市运转起来。
凹凸镜DOC:在“映前视频”里,陈为军导演说《城市梦》是封刀之作,他对片子满意吗?几百个小时可以剪很多版本,这是他最满意的版本吗?有没有别的版本?能否在其他渠道看到?
陈梁:陈为军在开篇的视频里提到,《生门》时他觉得可能要告别观众了,因为是拍完这个再剪的。对于所有创作人来说,一个现成答案:我最好的作品永远是下一部。
但陈为军导演目前的状况不大允许做新的更大的创作,但他也在力所能及的做其他形式的创作。这么大量的素材确实有另外的渠道可以看,相当于《生门》的做法——院线电影+剧集版,《生门》剧集版是13集,《城市梦》是11集,会在电视、视频网站播出,剧集版会更生动、更丰富,更多解读的可能性。
凹凸镜DOC:最后一家人坐在一起,但王天成不在,为什么以此作为最后的场景?
戴年文:我们觉得,到那儿时已经把事情说清楚了,王爹爹在拆完现场后并没有后面的结果,他老两口边走边说的话“给不给棚子,我都不会离开武汉。我喜欢武汉,哪里黄土都埋人。”也就说不是结果导向。好比四川人打麻将,不是说我一定能赢才打这盘麻将,而是我抱着赢的希望来享受这个过程。
王爹爹已经从农村选择到了城市,想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孙女萍萍已经是个城里孩子,虽然她初中才进游乐园,但她享受到了城里孩子在游乐园玩的快乐,也就说家人的努力有结果,付出有回报。但后面的结果必须要给,那我们就给吧,一直给到最大公约数,给到这个程度可以了,就行了。电影大家可以理解到那儿。 凹凸镜DOC:最后儿子写的“中国梦”全场都在笑,感觉有点违和,这个是安排的还是儿子自己写的?
戴年文:拍摄没有任何干涉,写那封信也是家人要写,写成那样也是发自内心,他写,我们如实拍。之前还有观众问王爹爹思想为什么转变那么快,其实没有转变,我不这样就那样不了所以就要这样。写这个,是全家人开会,老太太说“咱得给城管局写一个申请”,咋写呢,一家人开始想,最后文采最出众的儿子上手写了,就传到了局长手里,局长觉得写的不错,就继续为他找点,没这个怎么找点对吧?其实他们一家人,真的可以,讲寓言讲故事很厉害,老头学什么像什么,张口就能背诗词。 凹凸镜DOC:看了下排片,不太理想。电影投资多少?预估过票房吗?
戴年文:直接投资六七百万,票房不敢想,我们只想给《城市梦》一个电影的待遇。这是我们的孩子,我不会因为孩子天资不太聪颖就告诉他别上学了回家吧。这部电影熬了6年拿到出生证(2018年报审,2020年7月拿到龙标,8月拿到公映许可证),大家不买票我也没办法,但我不能放弃,一定把它送进影院。当然,也靠大家支持,比如看过片的观众口口相传,媒体的宣传,愿意排片的影院等等。就像王爹爹一样,他想实现城市梦,自己要坚持,周边的人乃至社会也要关照他,只有这样去做,每一个小小的梦想才能实现。片中人有城市梦,我们有电影梦,或者说纪录片梦,我们想努力拼一下,实现自己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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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引讨论是好事,将参加明年奥斯卡 凹凸镜DOC:王爹爹做法得到了很好的结果,是因为能作能闹才能得到关照,会不会担心观众看完有“能闹才能得到帮助”这样的导向?刚现场有城管局的人表示无论是否允许占道经营,城管的评论都不好,值得大家深思,你怎么看?(原话:成都允许临时占道经营后,信访投诉量是剧增的,这也是我们觉得奇怪的地方)
陈梁:一部作品能引起讨论和思索是好事,但没有作品能回答一切问题。四十年是一个试错的过程,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在这个反反复复中,也在不断试错,城管从最初临时组织,到拥有执法权,逐步强化,增加职能等等。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我们想请城管部门的人来看片,问委办局领导、资深媒体人“城管归谁管?”,大多人都是懵的,后来才知是归上海建交委管理,这些简单事情一般人都搞不清楚,那么在实践中,可以总结、分析、思考,但不要轻易贴标签、下结论。
聊两个花絮,片中王老爹学斯大林抽烟斗,看过《列宁在十月》等前苏联片子的人会笑,但年轻人毫无反应。在多伦多放映时,王天成妻子看新亭子照相,老外就笑,评委也笑,我们感到莫名其妙,拍照不是很正常吗?下来问,老外说这就是真实的中国人——中国大妈拍照,跳广场舞,这是触动他们的笑点。
凹凸镜DOC:《城市梦》去年在多伦多电影节放映反响不错,还获得了纽约纪录片展的评委会大奖。是否考虑参加明年奥斯卡颁奖礼的最佳纪录长片奖评选?
戴年文:电影在国内上映后,片方就开始运作在美国洛杉矶的上映事宜,因为奥斯卡的游戏规则是,所有参评影片必须在颁奖礼前在洛杉矶地区上映过。
作为城管系统的一名执法人员,于26日受邀前往峨影观看了《城市梦》成都首映式。
影片很真实,镜头下的小商贩王爹爹一家、城管执法人员包括围观群众,不论是肢体动作还是情绪的起承转合都与我们平时工作中所观察到的现实相符合,应该说导演尽最大努力还原了我国一二线城市城管执法的完整过程。影片中城管胡队长表达的小商小贩是生活的弱者,城管是工作的弱者也算是近几年社会各界对于城管与小商贩之间种种冲突的标准化评语,全片也无时无刻不在用生猛的镜头语言尽力展现小商贩的不容易和城管的不容易,可以说这就是影片全部主旨。
所以这个主旨是肤浅的。
观影时真实的镜头将我牢牢吸引,但我一直期待的东西仍然没有出现,我期待的是文艺创作者在解读城市化进程中凸现的各种问题的时候能够认识到城市管理者并不属于矛盾的任一方面,能够更清晰地识别城市管理者的角色内容,对城市问题有更深的思考。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导致城市土地特别是城市核心空间变成一种稀缺资源,城市中不同阶层在不同利益诉求的指导下都展开了对城市生存空间的争夺,以王爹爹为代表的弱势群体需要谋生,但同时咱们马爸爸的迈巴赫也势必会占据城市一席之地,而城管扮演的恰恰是捧着天平小心翼翼平衡着双方利益的管理者的角色,而不参与其中的利益纠葛。所以,城市问题本质上仍然是阶级矛盾,导演把城管当做阶级矛盾的诱因是一种莫大的逻辑谬误,阶级矛盾不因城管而起,也不因城管而激化,最终也不会因为城管而消失,但是,城管一直在努力调和阶级矛盾,这就是城管的角色内容。
影片并没有深挖出矛盾的根源所在,我一直期待的情节是对那些住别墅住大平层,开着保时捷、玛莎拉蒂,吃饭去高档餐厅,购物去高端商场,遇到脏乱差便立刻拨打城管电话进行投诉的金字塔上部的人的刻画,哪怕只是蜻蜓点水,也是影片的成功。不论出于何原因,只要没点出矛盾的B面,这就将是一部落入俗套的关于城市化问题的纪录片。
所以真的不明白近年来各路媒体老是把城管拿到火上烤到底有什么意思…现在还清晰的记得,成都市因为疫情原因暂时允许占道经营后,各种投诉举报源源不断地来,投诉电话打来的语气是:“xx区xx街摆摊的太多咯,路都走不动咯,城管不管一哈哇?”,“xxx小区楼底下摆摊的太多了,满地都是油…”,“xx小区楼下摆摊的太多了,半夜三点还在吵…”,“你们怎么这么久还不来管,你们这是不作为哟。”………
不论如何,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王爹爹们和马爸爸们对城市空间的争夺将继续下去,而且势必越加激烈。城市管理者将在容错率愈来愈小的严峻形势下,继续在钢丝绳上行走,尽力保持多方利益平衡,合理分配每一寸珍贵的城市生存空间,直到城市资源消耗殆尽。
粗砺,或许才是中国的真相。#书本放映# 包场放映,无锡唯一场次。现场发言的是一名真实城管,或许他们正如影院中闪现的光亮,守护着城市。陈为军告别之作,即使在执法宣传的外壳下,导演也总能另辟蹊径,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时代洪流现代化进程中,迷失奔走的总是这些小人物,传统观念和现代文明的冲突,谁对谁错,城管和小贩,其实都为底层。三言两语,互相理解。希望导演身体早日康复!
地摊斯大林
近两年看到的关于中国最好的纪录片,把中国的复杂讲得透彻。没有蜻蜓点水,没有面面俱到,没有迎合美国人对中国纪录片的口味
拍得很不错,虽然是纪录片,但不缺戏剧性,武汉的街头充满戏剧性。这家人的生活难不难,大家心里自有衡量。片中的男城管还行,但出镜的女城管的逻辑和话语十分讨厌。他们一家人卖水果就算月赚两万,是几个劳动力是怎样的处境换来的?她坐在办公室里看看报纸喝喝茶赚多少能公布下吗?至于她去核算水果摊进货成本的方式真可笑。卖过水果的人都知道很大一部分成本来自于损耗,有些水果两天卖不出去就成企低货。
王爹爹其实很聪明,如果他年轻的时候有更多机会,他还会在70岁用赖的方式讨生活吗?
【凹凸镜放映】武汉城管VS水果摊钉子户。题材就足够吸睛,也确实值得记录。龙标版或许剪掉了锋利尖锐的棱角,好在框架仍得以保留,也仍有惊人犀利之处。王天成一家和城管中队的矛盾与抗争过程就是个人VS集体、人情VS制度的缩影,充满了“中国式斗争智慧”。两方个体都在底层,都有作为人的感情,可以和解、共情、感动。然而高屋建瓴的领导一针见血、冷血无情地点破一切:上层需要的只是服从,其他皆为手段。正如再如何抗争,疫情来袭,覆巢之下无人幸免。不喜喜剧色彩的配乐
作为纪录片,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很真实的双方记录,让观众自行评判,爷爷真的太搞笑了,其实无论是执行的城管,还是老爷爷到头来都是一句话的受害者,“文明城市”这些年耽误多少人。害!
作为武汉人,工作在光谷,看着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百感交集,今天光顾了王爹爹的水果摊,默默买了点水果,愿你们一家人日子越过越好。
核心价值观会背诵么。
诙谐与闹剧贯穿全片,看预告片的时候只想着这是一部反映中国城市内摊贩与城管之间拉扯的现实纪录片,但随着影片的深入我们发现真正的含义是在讲家乡与城市,过去与未来的关系。王大爷和儿子留在哪里都无所谓,但是王家的下一代,王大爷的孙女早已没有可能回到河南农村老家。孙女从小在武汉城里长大读书,未来也会在城里上大学找工作,所以为了孙女将来的教育与人生,一家人即使是睡大街也必须留在武汉。与其说是王大爷在水果摊与城管抗争,不如想想说是一个老人为了下一代的生活和现实做斗争。
城管和小商贩这种“城市牛皮癣”的历史纠缠也是积重难返,一方面城市发展需要治理,一方面底层生活所迫,“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两边都觉得各自占情理,弱者的“有理”最终竟也是为了下一代的教育(出路)。底层何苦为难底层?但说来底层又何想为难底层?当然,这里面经过多少修饰,或者经允许才展现出来的就不得而知了,毕竟龙标在前。说到底,底层还是谈不上尊严,还是为了改变阶层。8.0
武汉市城管文明执法宣传片(不是,当然明白是为了过审,但也不失为一种视角。在点映场遇到包场的洪山区城管和武汉电视台,片中的胡队长好像就坐在我前面,影片结束后接受采访述说感受,这又是我今年遇到的魔幻现实。
看起来是小贩抗争史,背后是近数十年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填补城市基础生活岗位,以工作换取在城市落脚机会的变迁。对于这些远离土地、进入现代化城市的底层群体来说,他们赖以生存的工作和家之间形成了一体化和绑定的关系。失去糊口的工作,不仅意味着失去了家,更意味着失去了他们对于城市的价值,接踵而来的就是城市的驱逐。在这样的走投无路下,王天成的捍卫就有了三位一体的意义,捍卫小摊=捍卫资产=捍卫家庭,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城市梦》早就已经走出了城管和小贩之间的矛盾,提醒着我们赶快从阶层流动之梦里清醒过来,更反思了如火如荼的城市现代化。
还有什么比被一群武汉城管团团围住看《城市梦》更有意思的事情呢。
之前关于《八佰》屁股问题的讨论,其实放在这部纪录片上才合适。不过,陈为军在主旋律的外衣和“保护”下已经做得很好了。选择的人物尤其好,爷爷一代是执拗抵抗,父亲一代是选择性妥协,孩子一辈已经是不自觉地要拥抱城市了。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底层人的寄生空间不断被压缩,其根基早已被杂草荒树掩盖。真是荒诞且悲凉。
为结局加一星,“不是要感动,是要服从管理。”
题材太容易让人怀有错误期待,这部片对反映城管现象本身毫无意义;反倒是老爷子充满时代特征的性情与所谓秩序权利的抗衡非常真实,那代人身上特有的,看起来匪夷所思的执拗与单纯,太熟悉了。
看陈为军现在的身体状况,这一部可能真的是他最后的作品了。然而他的名字却依然无法吸引观众进到电影院看一部纪录片,中国纪录片的境况实在是太难了。《城市梦》这个名字乍一看和电影主内容并不相符,但真正让小贩们坚持着的,正是这三个字,不为自己,为的是后代。导演能够找到这样一个有代表性,并且有十足性格张力的家庭太了不起了,也是这个主角让纪录片多了一份喜感中的悲情。
首先,这种影片能上映也算是一种进步吧,虽然说有宣传的成分在里面,但是,也算是一种发声。更多的人,更多的商贩,在城市管理面前,确实是弱者,如果有更好的选择,谁愿意风餐露宿的摆地摊,更多的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城市的执法者和管理者,应该更好的想办法怎么去解决,而不是一味的取缔。前几个月的地摊经济,难道当政者一句话,地摊就合法了么?关键还在于法律怎么合理规定,并宣传执行到位,而不是一句空洞的“法律规定”。来自河南镇平的王天成一家,离我家很近,不到20公里,作为老乡,每个人分到的田非常有限,如果不出去打工,或者像片中摆摊做个小生意,根本难以为继,更别说供养子女上学。城市管理者觉得工作难,可更难的为了生存的劳苦大众。
趁还能在影院里看到,去看吧。题材太独特了,能拍出来并拿到龙标是奇迹。